摘要

　　管理层是公司的管理者和领导人，在公司价值创造中处于核心地位，管理层薪酬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在我国的管理层薪酬体系中，在职消费拥有重要地位。在职消费一般归属于管理费用中，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视为隐性薪酬。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往往不能一致，管理层作为公司经营者，会寻找任何机会攫取公司的利益，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职消费便为自利的动机转换成行为提供了“桥梁”.然而过度的在职消费对企业来说是一笔高昂的代理成本，侵占企业资源，损害企业利益。

　　股权激励也是管理层薪酬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激励机制是关于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如何分享经营成果的一种契约，被视为显性薪酬。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股权激励应运而生，股权激励旨在通过授予经营者一定比例的股份，实现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紧密联结，从而使管理层更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从股权激励的角度探究解决管理层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值得进行思考和研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取2008-2013年6年间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从在职消费、股权激励和产权性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己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对已有文献进行述评。

　　第三部分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本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介绍本文所依据的三个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保健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对股权激励、在职消费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研究设计。结合所需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具体内容包括变量定义、模型设计以及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及分析。首先对所选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得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其次，对总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所得结论提供更为充分的实证证据。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从股权激励、在职消费等角度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实现本文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最后，提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本文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和贡献：第一，从选题角度来看，将显性薪酬与隐性薪酬结合起来，探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种研究目前还并不多见，具有新意；第二，本文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入手，以产权性质为标准将样本数据进行分组，为指导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采用不同的薪酬激励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从而为我国的公司治理提供新的视角。第三，本文用两种方式度量在职消费，分别采用大口径和小口径对其进行度量，不仅丰富了在职消费的度量方法，也为本文研究股权激励视角下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

　　摘要

　　股权制衡是指除第一大股东外，还存在其他大股东，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与监督，从而起到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冲突的一种作用机制。股权制衡研究属于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一部分。在国外的研究中，股权制衡被认为是最优的股权结构之一，可以缓解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在我国股权分置时代，普遍存在的是一股独大现象，其他大股东对公司治理起到的作用非常小。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我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有所下降，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降低，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这为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打下了基础。现有的关于股权制衡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内部控制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关于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第一大股东对现金分红的影响作用，而忽视其他大股东对现金分红的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对现金分红存在偏好，其他大股东对现金股利政策存在着服从或者与第一大股东合谋的现象，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并未随着股改的完成而立马改变，这可能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作用的发挥存在时滞，为了检验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是否因股改的完成而增加，需要进一步追加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现金红利的研究，企图厘清后股权分置时代，控股股东以及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本文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五大股东（制衡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形成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角度，以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后的第一年为研究起点，以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为观察媒介，研究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在公司现金政策上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同时为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的股权结构因素分析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本文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所指的控股股东即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以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为股权集中度的特征变量，以二到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作为股权制衡度的特征变量，考察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以及制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显着正相关，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显着负相关，这几点并没有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而有所改变。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制衡股东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公司治理作用，反而助长了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当制衡股东持股比例较大时，可能会与控股股东争夺控制权，以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最大化；当制衡股东持股比较较低时，则表现在对控股股东决策的服从或合谋。

　　在样本构建上，本文以沪深股市A股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8-2012作为时间窗口，得到满足一定条件的2886个样本量。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首先对满足条件的所有样本观察值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对相关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本文的假设并建立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主要釆用了总体样本检验与组间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按照股权制衡度分组，分别采用组间对比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最后，为了保证研宂的可靠性，证明研究结果并不会随着变量设定的变化而出现不同，本文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稳健性检验。

　　摘要

　　自从两权分离以来，现代企业设计了一系列激励措施试图匹配所有权与控制权来实现企业人力与财力的充分合作。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是让企业管理层保留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机制设计问题。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和壮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攀升，其发展和完善上市公司的薪酬管理机制的能力和动机也有所加强。机构投资者相比于与个人投资者而言具备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和专业技能，能够更好地扮演委托人的角色。但是，机构投资者在试图改变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机制时很有可能受到国有产权的制约。因此，在研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对其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并将本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作了简单梳理，以引出后文的具体分析。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该部分对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作了详细的分析描述，并进行了文献评述。从研宂现状着手，为本文找到研究方向和研究价值提供方向。

　　第三部分，相关概念和假设提出。该部分对本文涉及的重点概念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激励理论，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基础理论对本文研究主题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部分，研究设计。该部分介绍了本研究主题的相关变量选取，设计了实证检验模型，提出了样本的来源与选取标准，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做铺垫。

　　第五部分，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该部分首先对选取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继而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对“机构投资者是否促进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以及“产权对机构投资者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影响”等理论假设的检验提供实证证据，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及建议。通过以上几部分的分析，在该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本文的研究不足。

　　本文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研究主题具有新意。国内学者对机构投资者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相关研究很少，本文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第二，对本主题进行的深化研究具有新意。目前，国外学者对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成功丰富。而国内学者大多模仿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重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差异，侧重于分析不同投资主体产生的不同的治理效果。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比较特殊，国有产权发挥着重大作用，仅仅模仿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不能适应中国具体的研究背景，本文则重笔墨研究了国有产权的影响。